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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也是全球碳排放来源的重要部门。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共识形成和能源转型大潮流下，现代能源体系的构建需要同绿色生产力相适配。当前，我国能源体系绿色变革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能源结构“降碳”压力大、能源转型中的多重协同发展问题以及欧美国家对我国清洁能源产业链发展的复合型遏制等。尽管面对诸多挑战，我国能源系统革命已经兴起，传统能源的用能形态和技术工艺正在发生颠覆性变革，为能源供应链和消费链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释放新动能，打造与绿色生产力适配的现代化能源体系势在必行。

　　2024年1月31日，习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绿色生产力是环境友好型的先进生产力，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加快发展方式绿色升级，推动能源系统和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路径。绿色生产力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这与绿色发展的生态性、发展性不谋而合，也与我国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思路相匹配。现代化能源体系建设是发展绿色生产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推进能源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和高水平绿色善治。但建设现代化能源体系同时实现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目标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

　　在碳中和态势下，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已成为各国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共识性举措。我国在《“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提出了“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建设能源强国”的目标要求。能源体系现代化转型的重点是实现能源的可及性、清洁性及平衡性，这不仅是解决能源危机和气候危机的关键，更是助推高效循环经济和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需求。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能源部门引起的碳排放在我国总碳排放中的比重超过70%。为了实现“3060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政府强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应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2]可见，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和现代化升级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意味着兼顾创新发展能力和能源系统效率综合提升的绿色生产力的跃升。

　　目前，全球聚焦于绿色标准、产业标准、贸易标准、金融规则和科技创新的碳中和竞赛已经开启。在2023年底的迪拜联合国气候大会上（COP28）上，117个国家同意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翻三番（超1.1万吉瓦），并在十年间将能源效率年提高率翻两番。[3]从全球范围看，清洁能源的发展呈现良好趋势。据国际能源署（IEA）的《2023年可再生能源》报告，去年全球能源系统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增长了50%，增长最快的是中国，中国2023年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与2022年全世界的装机容量一样多，风电装机容量则同比增长了66%。[4]凭借绿色结构性优势，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中流砥柱，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装备制造、价值链优化等领域扮演引领性角色。中国已经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车电池生产等领域占据核心地位，有七家中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位列全球前十，中国拥有占全球70%的汽车动力电池产能。[5]基于此，可看出中国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进入了绿色化快车道，即通过清洁能源大规模部署、绿色创新技术更新和能源现代化新基建，从而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减少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绿色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将为实现“双碳”目标和提升中国绿色产业竞争力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持续攀升，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目前我国的油气资源相对匮乏，长期严重依赖进口，给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巨大挑战。2022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为2.05亿吨和2201.1亿立方米，分别占全球总量的4.6%和5.5%，但同年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却分别占全球总量的14.8%和9.5%。我国油气资源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国内油气产量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需大量进口油气资源。2022年我国原油和成品油进口量占全球总量的17.7%，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为6.2%；天然气进口量占全球总量的15.7%，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为14%。[6]

　　能源安全是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国际能源市场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高度依赖海外油气进口使我国抵御国际能源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面对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注重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承载力的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是实现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关键保障。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意味着提升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通过科技赋能，扩大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供应规模并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传统高能耗产业的绿色优化升级，强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的节能环保。推动能源体系的优化配置和绿色转型是我国能源安全的有效保障，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当前全球正处于传统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的关键性历史时期，能源转型不仅会改变全球能源的生产消费结构，还是实现绿色生产力提升的关键驱动因素。打造绿色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是提升绿色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也成为大国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具体而言，绿色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常包括上游关键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中游零部件制造、下游成套装备生产、输送和存储等环节。在能源治理中，打造新型绿色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以促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协同作用，提升绿色生产竞争力。

　　一是绿色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以实现能源的多元优化配置与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对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巨大，且以煤炭消费为主，绿色能源的发展要求风能、光能、绿氢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与煤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的多元互补和优化配置，逐步扩大清洁能源规模并有序推动化石能源的减量减污降碳。二是促进能源体系智能化发展。现代能源体系构建最大的特征是能源的绿色化与数字化双重转型，我国要提升绿色生产竞争力就必须依靠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并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加快实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的深度融合，建设智慧能源系统。如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电网技术加快“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适应新能源等不可控电源占比逐渐提高的需要，以配电网为主战场，实现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综合能源、分布式电源等多元融合发展格局，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三是推动能源体系去中心化和分布式发展。在各国脱碳目标压力增大、地缘政治形势高度复杂、极端天气引发的集中式电网故障等情况下，分布式能源体系能使能源市场适应不断变化的供需条件，弥补集中式能源供应系统的不足，提高能源供应灵活性和韧性。绿色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系统性发展，能极大促进能源优化配置、智能信息技术创新以及能源体系去中心化和分布式发展，并将极大提升我国绿色生产力，为经济全面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构建绿色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是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但当前我国能源体系的绿色变革仍面临着如下多重挑战。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对我国能源结构进行深刻的绿色变革，“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推动清洁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体系的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虽然我国为全球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目前我国整体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产业规模和高耗能高排放产能的存量巨大，而且长久以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直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2022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2%，石油占比17.9%，天然气占比8.4%，而电力及其他能源仅占20.4%。[7]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过大，短时间内实现低碳减排的难度更大。据统计，中国2023年一次能源消耗量达170.74艾焦耳，全球占比为27.6%，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达11218.4百万吨，全球占比为31.90%，一次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远超美国与欧盟的总和（表1）。

　　此外，我国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仍存在不足。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中国能源体系碳中和路线图》报告，中国若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低碳能源占比需要从当前的15%增至2060年的74%。[8]但目前我国清洁能源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面临诸多问题，除能源供应地和需求地距离远、储能技术不成熟等问题，电网建设整体滞后于清洁能源电力生产的问题更是成为制约清洁能源大规模发展的重要瓶颈。风电、火星电竞最新版光伏等清洁能源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特点，高比例绿色电力需要配合智能电网发展，但电网建设仍滞后于绿电生产，包括面临大规模并网、外送输电通道不足、电网调峰能力不足等问题。电网建设的滞后导致东西跨区域的输电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造成大量弃风弃光现象。

　　在绿色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建构过程中，我国还面临着多种能源协同发展的问题。一是不同能源发展的协同问题。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以及各种清洁能源之间的优势互补是能源转型中一个重要的议题。随着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日益提升、新型能源技术和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现代能源体系呈现出分布式发展、多元化互补的特点。在构建清洁高效能源体系中，不同能源之间的协同耦合发展可以实现平滑过渡，保障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治理韧性。跨领域多能源协同互补的实现必然依靠能源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仍需统筹一批能源领域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包括分布式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数字储能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绿色氢能规模化开发、氢燃料电池汽车等关键装备的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二是我国区域协同性问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能源结构变革将会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同挑战。“双碳”背景下传统能源大省的能源主导产业受到冲击，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减排的难度和压力更大，如何平衡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中不同区域的协调稳定发展，以及不同地区的绿色减排与能源安全的关系，也是我国能源体系持续绿色转型中所面临的挑战。三是社会层面的公平性协同问题，包括技术创新投资与能源贫困保障的协同。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大力投资于能源技术创新，以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和低碳化，同时也要关注能源转型将带来的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在能源体系转型升级中，清洁能源产业、节能服务等领域将迎来新的就业机会，但传统产业衰落和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将对部分群体带来不利影响，这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若忽视能源转型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和权益，可能引发社会矛盾，阻碍清洁能源转型的顺利进行。

　　随着低碳创新成为国际政治格局重组争夺的焦点，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正在蔓延到清洁能源及其相关产业，清洁能源领域的大国竞合态势日益凸显。[9]近年来，欧美加速对其清洁能源产业链进行重塑，从效率优先转为安全优先，在“政府之手”干预下其产业链的政治化与地缘化转向日益明显，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链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一是建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规锁中国清洁能源产业。近年来，欧美不断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加征关税、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火星电竞最新版以打压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如欧盟“绿色产业自主”战略通过强化税收等贸易防御手段、收紧投资审查制度等，降低对华绿色能源产业链的依赖。这种贸易保守化态势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产业链的竞争性和博弈性，恶化了清洁能源供应链协调治理的国际环境。二是在绿色能源关键技术上对华遏制。面对中国在清洁能源与绿色技术上的快速发展，欧美存在着警惕之心，加紧布局“技术联盟”。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会议将清洁能源领域的供应链安全合作、技术开发和标准规范作为合作重点，禁止对中国输出相关核心绿色技术，筛选中国对美欧清洁能源和科技等特定领域的投资，以维持和巩固其在绿色技术上的战略主导型地位。三是在关键原材料领域，美欧强调对中国清洁能源供应链依赖产生的地缘政治风险，试图通过推进关键矿产阵营化和集团化的方式来拉拢更多“友国”来建立以所谓清洁能源供应链体系。如2022年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联合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法国等盟友，旨在构建所谓“强大、负责任”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形成“金属北约”以实现与中国的“断链脱钩”。在2023年5月召开的美日印澳四方领导人峰会上，四方共同推出《印太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链四方原则声明》旨在加强集体能源安全，共同探索技术标准、政策和措施互通性。四是将绿色能源与人权民主相捆绑，对我国绿色发展污名化。这反映了在所谓产业链“去风险”的话术之下，欧美不断推进绿色经贸领域的泛政治化，不利于我国绿色产业链的稳定发展。

　　绿色生产力强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尽管面对诸多挑战，我国能源系统革命已经兴起，传统能源的用能形态和技术工艺正在发生颠覆性变革，为能源供应链和消费链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释放新动能，打造与绿色生产力适配的现代化能源体系势在必行。

　　首先，建设绿色高效能的现代能源体系必须加快能源体系的稳健转型，逐步取代煤炭发电和淘汰化石燃料。这意味以煤电为主导的低经济性、高环境成本的能源结构形态尤需转型升级，煤电要逐渐从主体能源转变为调峰电源。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并不意味着立刻要完全摆脱化石燃料，而是要逐步稳定扩大清洁能源的规模产量，并做好战略性矿产能源的储备，确保能源的充足稳定供应和能源可及性，以及抵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抗冲击能力和复原力，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的长期平衡性。

　　其次，清洁能源的电气化、绿色氢气和可持续的生物质能是能源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相比于化石能源，清洁能源不仅具有绿色高效的特征，还可以避免因地缘政治而导致的供应中断等风险，能极大保障能源体系的安全与韧性。因此要加大清洁能源的研发投入与开发力度，火星电竞最新版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太阳能电池板阵列和全国电网等。此外，绿色氢供应将成为钢铁和化工等一些难以减排的行业实现深度脱碳以及生产合成燃料的关键。绿色氢不仅可以直接作为能源应用，还可以被转化为如氨、甲醇和合成燃料的衍生商品。因此，鼓励使用绿色氢气取代化石燃料生产低碳产品，从而加速难以减排的行业的转型。与此同时，扩大生物能源及其合成燃料的供应也至关重要。可持续的低碳生物能源不仅对提供化学品原料和作为合成燃料（如甲醇或煤油）的潜在碳源至关重要，航空、航运以及化工生产等行业脱碳的关键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可持续的生物能源和生物原料。

　　最后，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能源体系的升级转型。根据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的承诺，我国需加快部署清洁能源电力供应，提高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升级各种电网形成技术，如发电、输电能源知识、配电网络、互连和公用事业规模的储能。除了电力系统之外，还应及时规划和部署其他基础设施，如氢气供应网络和交通网络的基础设施，升级电力和天然气/液体运输基础设施等。现代化的能源基础设施能减少能源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能耗，并提高能源系统的高效性和灵活性。

　　2022年11月，习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建议，“加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数字技术是构建绿色能源体系的重要工具，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为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支撑，促进能源生产、消费和交易的各个环节协同优化，从而建构一个有竞争力的数字化融合性能源服务市场和数字化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助力现代化绿色能源体系的构建。

　　一是在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上，数字技术可以优化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选址、设计、开发与运行管理，提高发电效率和稳定性。例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预测风力、光照等资源情况，实现风电、光伏的智能调度和控制。针对我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电力市场，电力跨省跨区配置能力不足，清洁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等问题，还可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先进的电网调度技术和智能电网，提高配电网的效率，促进清洁能源的接入和利用。

　　二是充分挖掘和分析能源大数据火星电竞入口，实现能源生产、消费和交易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协同优化。在能源生产上，通过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发展智能制造，对生产进行实时监测和优化控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污染物和碳排放。此外，能源大数据还能应用于智能建筑产业上，通过智能家居、楼宇自动化等技术对建筑的照明、空调、暖气等能源系统进行智能控制，推动建筑业的绿色升级。在交通方面，通过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减少能源消耗。

　　三是在能源交易方面，建立绿色能源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全国性信息平台，促进绿色能源和碳排放权的透明化交易和高效利用，促进减排降碳。例如，对能源的进口需求进行定期透明的预测和管理，即时发布电力、清洁燃料、化石能源贸易方面可靠、及时和透明的数据，通过信息平台公布能源贸易标准和审查机制，为国内和国际的投资者提供清晰的贸易方向，促进高效清洁绿色的能源贸易体系建立。通过能源大数据平台，还可以为能源管理部门提供能源供需情况分析、能源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决策支持，能极大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的绿色转型。

　　能源转型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实现“双碳”目标、构建低碳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建立多样的能源对话和利益协调机制。包括不同政府部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对话协调机制，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构建与绿色生产力适配的能源体系。基于此，地方政府应根据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与绿色生产力适配的能源体系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地方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二是为构建绿色能源体系、促进地方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地方政府应完善清洁能源价格机制、税收和补贴政策、提供优惠贷款和混合融资等，鼓励社会资本、私营部门与金融部门参与绿色能源投资和建设，将绿色生产力转化为可融资和发展的项目，推动投资流向难以减排的行业。

　　三是加强劳动力和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实施新的教育计划以培养掌握新技术的劳动力，并鼓励产学研合作，尽可能满足现代能源行业对技能的需求，推动绿色能源技术的创新性研发和应用。

　　最后，在构建与绿色生产力适配的能源体系时，需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确保社会能源正义。一方面，由于能源转型的加速，化石燃料行业的工作岗位将逐渐减少，因此需要特别重视对该行业工人实施再培训或技能提升计划。另一方面，能源结构转型会伴随着失业和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因此，应制定社会过渡性保护方案，如提供绿色能源费用补贴等，以帮助依赖化石燃料的民众和社区应对转型挑战。

　　整体而言，能源体系的绿色现代化转型是一项全球挑战，需要加强清洁能源治理的国际合作，汇聚全球智慧和力量。

　　首先要完善国际清洁能源治理机制，促进国际能源政策和绿色标准相互协调，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清洁能源秩序。目前世贸组织还未能完全解决清洁能源产品贸易因受各国关税、差别性补贴和不一致的技术标准所产生的障碍问题。[10]而美国主导的各类俱乐部式的排他性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联盟是服务于“美国优先”的霸权工具，对于国际绿色贸易流动的阻碍客观上会加剧南北清洁发展能力的不平衡，阻遏全球能源善治的实现。面对不利形势，中国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突出气候治理和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协商本质，以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对抗狭隘的集团思维，突出普惠包容和能源的可负担性，在“可持续安全”以及“发展共赢”理念下不断争取发展权益和话语权益。

　　其次，中国应基于绿色化与数字化协同理念从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善治角度进行系统性布局，推进现代化能源技术与绿色市场的国际合作。针对欧美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链建立的贸易壁垒，中国一方面应确保自身产业链、供应链、资质和人工使用过程中的透明性和合规，注重同第三方审计和认证的合作，制定如有需要随时提供完备供应链证明文件的可持续方案。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该利用自身在清洁能源产业链、关键矿产生产加工和数字化转型中的结构性优势，积极寻求同欧美发达国家及中东资源国进行低碳技术与绿色市场合作的机会。如基于欧美在《通胀消减法案》中对于绿色产业补贴的分歧，利用2024年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签署的契机，推进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加强版互联互通中拓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扩大双方全球碳市场、绿色金融、绿色交通、绿氢生产、氢气储运、绿色基建等领域的技术合作与协调发展空间，避免潜在的贸易摩擦并降低双方的低碳转型成本。

　　最后，以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支撑，扩大清洁能源南南合作。针对美国的联盟“围堵”，中国也需要打造自己在全球南方的“朋友圈”，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既要发展、又要清洁”的难题。一是强化绿色能源投资融资体系，中国未来应注重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清洁能源国际绿色开发标准上的对接，如世界银行的“赤道原则”、联合国的“全球契约”等，同时充分发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的绿色投融资优势，为相关国家绿色合作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和技术援助。二是促进绿色能源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加强跨境电网建设和清洁能源储能技术研发，促进绿色能源的跨区域传输和高效利用。在推进区域电网等新型基建“硬联通”的同时，也注重包括以绿色规则标准、管理模式、技术共享为主的“软联通”建设，强化能源转型中的“南南能源正义”实践，优化全球南方的多边合作氛围，增强中国在清洁能源议题上的国际影响力和绿色话语权。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